一、如何定义智慧城市?
　　
　　对“智慧城市”一词最灵活的定义是：采用数字技术改善市政管理、行政、长期设计和规划的城市。建设智慧城市涉及到很多方面，需要通过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多个单位和层级部署所需的工具。按照这个标准，地球上几乎每个城市都可以被认为是“智慧”的。数字系统像机械系统一样，已经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是现代城市固有的组成部分。
　　
　　为了充分界定“智慧城市”，人们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城市议程”项目，在这些过程中，21世纪的城市化展现了惊人的复杂性，需要跨越自然环境、建筑环境和数字环境。
　　
　　在过去十年里，智慧城市一直是企业项目。也就是说，智慧城市既不能对现有的权力结构提出质疑，也不能制定方案来解决城市所面临的问题。智慧城市通过数字技术来管理城市，重点对现有系统和解决方案进行适度修复。过去往往忽视了广泛的当代城市政策问题，注重的是如何进行高效运营。
　　
　　作为现有城市的升级版，智慧城市由人们进行设想和出售。这与早期城市规划运动形成鲜明对比，例如花园城市运动，城市美化运动，战后复兴运动，这些运动都是为了重新设计城市的物质基础，以及相应的形式和结构。发展智慧城市的手段要相对温和一些，以渐进的方式来改进20世纪的城市基础设施，因为这些基础设施的设计不能已经不能满足21世纪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了。
　　
　　过去的智慧城市会巩固私营部门经营者的关键职位，显得未来城市的团体主义观点有些不合时宜。相关的设想也通常忽视了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一致的问题——收入不平等，住房供应不足，住房负担能力不足，环境风险各不相同等。
　　
　　以这样的框架建起的智慧城市是反乌托邦的。他们对城市数字系统中的关键部分进行巩固——记录事件和发送信息的传感器，分析和存储信息的计算能力。总的来说，智慧城市的概念是对全球互联网的模拟，因为它包含的经济逻辑正在迅速聚集信息和权力。用计算机隐喻的术语来讲，智慧城市就是大型计算机的主机。企业积极推动智慧城市的愿景和设计策略，但在很大程度上城市决策者并不能看到和理解企业的做法。
　　
　　二、如何设计智慧城市?
　　
　　在2013年出版的《智慧城市：大数据，全民创客，追求新乌托邦》一书中，我初步尝试着标出城市中的新兴政治经济，最近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智慧城市在现有的实体城市中仅仅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发展智慧城市的重点集中在数据动态上。
　　
　　通过制定一系列原则来建设智慧城市，这些原则可以指导人们选择更方便的方式来构建智慧城市，而不是通过总体规划来建设智慧城市——或者更糟的是将智慧城市作为产品和服务进行包装。
　　
　　这些原则涵盖了一系列战略性建议——当已经有模拟答案时，要对简单的数字解决方案持怀疑态度;避免过度集成化和过度控制;迎接数据治理的挑战;定制解决方案，与其他城市共享;培养能够在数字和物理领域工作的专业人才;运用大量数据进行长期规划;注意技术众包和权力下放;确保每个人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学识;在一些方面利用数据推动城市科学的发展;注意以决策自动化这种方式来隐藏我们对消费选择的影响。
　　
　　三、如何规划智慧城市?
　　
　　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计划初期，即21世纪中期，一些规划者提到市级二氧化碳减排的范围、权限和最佳做法并不清楚，我们发现了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数字总体规划能否达到法定要求、最终推动许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规划，这一点尚不清楚。但是，如果网络安全问题继续扩大，那么数字总体规划可能会实现。
　　
　　在我看来，制定计划和实施计划的过程是推动智慧城市运动发展的中心。这个过程也是最有可能、最适合争论智慧城市的精髓的地方。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研究会使这些计划变得更好?需要了解哪些内容来规划城市的未来?
　　
　　我们需要更多地去研究智慧城市的动态，需要了解市场如何带来变化，需要了解公共投资和智慧城市技术的使用效果。在这之前，我们甚至要考虑发展的方向，或者如何利用政策和规划转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