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克伯格曾表示2017年是“艰难的一年”。显然，他还未曾料到，2018年将会对他更加不友好。Facebook的用户数据泄露事件还在持续发酵。

　　而现在看来，最大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触动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之后厘清谁是罪恶之源，而是当所有责任落定之后，如何面对那些已经不再抱有幻想的用户。

　　如果说Facebook这场“灾难性的流程失败”，是催动一个庞大的科技公司进行自我检视和修正的导火线，那么随着这样一场不受管控的心理实验迎来最后的揭示，是那些被“实验”的用户才似乎终于有机会在Facebook史上最大规模的数据“泄露”的危机中反应过来，自己一直沉湎其中、难以自拔的社交网络，其阴暗面竟与自己如此接近。

　　而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启发用户思考如何才能在数字时代更好地生活和工作，尤其是从那些令人上瘾的社交媒体中解脱出来。

　　曾经为了享受科技的便利而轻易交付的那些个人信息，现在回看起来，有一点像是那种与魔鬼签的协议，因为相似的是，我们都在一开始只乐于收获现时可及的好处，而对之后自己要为这个即刻上瘾的科技产品付出的代价知之甚少。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用户似乎在以一种极其宽容的态度给那些科技公司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允许那些技术设计者们的创新之初带有一点可以被宽恕的破坏性。但是没有人知道谁该对后果负责。

　　也就是说，技术创新的弊端很轻易地就在某种心照不宣的情绪中被略过了，并且在引发严重后果之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正是这一点一滴正常到几乎可以被忽视的误差，最终导致了完全偏离初衷的后果。

　　曾是Facebook和谷歌的早期投资人的风险投资家罗杰?麦克纳米认为，来自当下互联网平台的威胁，主要是由广告商业模式造成的不当激励、主管高管糟糕的判断力以及监管不力造成的，

　　同时他提出，那些靠广告支撑的平台应该像酒精和香烟一样接受监管，设置年龄限制和警告标签。

　　套用在此次Facebook的数据泄露事件也很受用。

　　尽管比起烟酒，技术平台的导致用户上瘾的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变，每一个普通用户所拥有的认知和选择的能力也更为有限。

　　扎克伯格已经承认了，Facebook在2015年第一次发现数据泄露时没有告知受影响的用户，这是一个错误。但这个错误直到2年后才露出苗头。

　　事实证明了，这就是一个被管理者所弱化和过滤掉的重要信号，因为比起承认自己的过失，显然把过失认定为可接受的风险，继而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新的变化看起来似乎更容易被接受。

　　今年年初，Facebook调整信息流，宣布会把重心更多地放在有意义的社交连接上，而之前也已经试图通过解决一系列愈演愈烈的问题，包括假新闻、不当信息和选举诚信等来实现自救。

　　但是无论是调整内容推荐系统还是减少用户使用时长，实际上都未曾试图改变平台信息高度的垄断优势，或是对在线广告商业模式的本质产生任何动摇。

　　社交网络依旧在发挥正常且有效连接的同时，一步一步走向了失控。源自Facebook上那些确确实实都经过了用户的“同意”的个人社交数据，终于还是被用在了最令人担心的地方。

　　由广告商业模式造成的不当激励意味着，衡量商业成就的标准不太可能以牺牲原本的技术积累和优势为代价，将所谓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放在首位。

　　小扎表示，针对此次数据滥用他愿意就美国政府的任何相关调查作证，他不反对他的社交媒体公司受到监管，而如果要出台监管，自己希望能看到“正确”类型的监管，比如效仿电视广告，对在线广告出台更多透明度相关规则。

　　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具有一定滞后性的专业法规政策也未必能在某种商业模式失灵的时候起到应有的缓冲和保护。另外对于那些过于庞大的科技公司，要对它们过于强大的技术权力进行必要的束缚，还需要不断地升级和更像监管方式，而这并不容易实现，这个过程也必然会很艰辛而漫长。

　　同时，对于那些大型科技公司来说，出于盈利的目的，在大的危机真正爆发之前，要让一个如此庞杂的科技公司停下来，对自己所管理的组织进行检视，或是在自己赖以为生的业务如日中天的时候去思考复杂的社会因素以及听取反对者的意见，这怎么想，都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决定。

　　就像小扎说的，Facebook的错误在于没有守护住它的用户，但是更为致命的是，比起归咎于本来就别有用心的某个利益团体，显然那些看似保持无辜中立面目的科技平台显得更加面目可憎，也更容易激起来自那些被欺骗的用户的情绪宣泄。

　　如果把技术进步比作是创造性的破坏过程，那么当技术权力的影响和破坏性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个体逐渐沦为驯化机器学习的一部分养料，科技的本质不再是为我们所用，而我们似乎才是被科技所“享用”的对象。

　　所以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个体也有必要更新自己的角色认知和定位，至少不是只有在出现问题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竟然也是那些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个。

　　在硅谷精英中曾有一部分不满互联网生态中“注意力经济”的异见分子，他们选择限制自己使用那些由自己亲手打造的令人上瘾的技术产品，更是选择将自己的子女送到禁止使用手机、平板这类电子产品的精英学校里就学。

　　作为科技先行者，他们自身也未必能够全然摆脱对科技产品的依赖，但是他们能够给到我们的启示在于，面对技术我们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弱势者，无论我们是否最终选择戒掉科技设备，我们都应该对技术并非价值中立，或者是科技的另一面有更清晰的认知。

　　既没有个人账号，也没有广告需求的马斯克毫不客气地在这个时候对Facebook“落井下石”，既删掉了账号当了回“真男人”，也蹭到了比花钱买广告更有效的热度。

　　而对于那些已经在社交网络建立起有价值的连接，投入了大量情感、时间甚至是金钱的人来说，也应该还是会继续留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李彦宏在刚刚举行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指出，百度在当下会更加注重隐私问题，而中国人更加开放，对隐私问题没有那么敏感，很多情况下他们愿意用隐私交换便捷性。此前他也谈到过，中国在传统产业相对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对于新技术的接受程度比美国要高。

　　用户隐私和数据商用的边界还在试探的过程，接受度高确实减少了数据利用的阻力，提高了科技适用的便利程度，但是这并不足以成为对用户隐私保障过于乐观的理由。

　　Facebook这场史上最严峻的危机能够给予的启示在于，当下最热门的那些社交平台有朝一日可能都会消失消失，但毫无疑问还是会有新的社交平台出现，而用户也在随着平台的更新而在迭代，也许，社交网络未来最敏感和严苛的“监督者”和“审判者”有极大的可能出现在这些留下来且能够重新控制设备，真正让科技为我所用的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