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增多，硅谷的大型科技公司开始频频道歉。与此同时，也有一批硅谷内部人士挺身而出，他们通常被称为技术人道主义者（tech humanists），以一种内部人的视角指出当前技术的问题所在，并给出了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人性化的设计。日前，《卫报》发表了一篇长文章驳斥了这种说法，作者Ben Tarnoff 和 Moira Weigel认为，这种方法只会帮助大公司变得更加强大，解决问题的出路不在于人性化的设计，而在于技术的民主化，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数字基础设施的所有权从私人公司手中夺走。文章由36氪编译，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启发。

一、

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道歉了。几十年来，硅谷很少为什么事情道歉，但是突然之间，开始为所有的事情道歉。他们为那些巨魔（troll）道歉。他们为那些机器人道歉。他们为假新闻和俄罗斯人，以及在YouTube上让你的孩子害怕的动画片道歉。但他们特别为我们的大脑道歉。

Facebook前总裁肖恩·帕克( Sean Parker )曾在《社交网络》中扮演贾斯汀·提姆布莱克( Justin Timberlake )，他公开哀叹自己帮助创建的这个平台带来了“意外后果”：上帝只知道它对我们孩子的大脑造成了什么影响。贾斯汀·提姆布莱克是一位工程师，他帮助Facebook打造了“喜欢”按钮和Gchat，他后悔为技术做出了贡献，现在他也认为这种技术对人们的心理是有害的。 “每个人都分心了，”罗森斯坦（Rosenstein）说。“一直都是。”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被公众广泛使用以来，用户就听到了互联网对我们不利的警告。在早期，许多评论者将网络空间描述为一个平行的宇宙，会吞噬掉它的爱好者。媒体对孩子与陌生人交谈和寻找色情片感到焦虑不安。卡内基梅隆大学1998年的一项著名研究表明，上网会让你感到孤独、沮丧和反社会。

在21世纪头十年中期，随着互联网转向移动设备，现实生活和虚拟生活开始融合。一些专家对此表示乐观的，并对众包和“互联网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高科技运动释放出来的“认知盈余”表示庆祝。但是，除了这些乐观的声音之外，也存在着黑暗的警告。尼古拉斯·卡尔( Nicholas Carr )在《浅薄》( 2010年)一书中指出，搜索引擎让人们变得愚蠢；伊莱·帕里瑟( Eli Pariser )在《The Filter Bubble》( 2011年)一书中声称，算法让我们孤立无援，只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谢丽·特克勒（Sherry Turkle）在《Alone, Together 》( 2011年)和《Reclaiming Conversation》( 2015年)中警告说，持续不断的联系使互动变得没有意义。

然而，在这个行业里，技术乌托邦主义仍然占了上风。硅谷似乎认为，他们正在构建的工具一直都会用来做好事，任何质疑他们的人都是怪人或勒德分子（译者注：认为机器生产会威胁其就业机会而破坏机器的工人）。然而，面对自2016年大选以来高涨的反技术声音，这种信心似乎正在动摇。业内知名人士开始认识到，他们的产品可能会带来有害的影响。

网络焦虑并不新鲜。但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业内知名人士，对他们创造的世界感到如此焦虑。帕克、罗森斯坦和其他业内人士目前正在谈论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危害，他们属于硅谷内部涌现出来的非正式、但有影响力的批评者。你可以称他们为“技术人道主义者”。在公众对科技行业力量的担忧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他们认为，其产品的主要问题是它们威胁到了我们的健康和人性。

很明显，这些产品的设计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让人上瘾，以便尽可能地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技术人道主义者说，这种商业模式既不健康，也不人道——它损害了我们的心理健康，并迫使我们的行为方式削弱了我们的人性。他们提出的主要解决方案是更好的设计。通过重新设计技术来减少成瘾和控制力，他们相信我们可以使它更健康——我们可以将技术与我们的人性重新结合起来，制造出不会“劫持”我们思想的产品。

新技术人道主义者的中心是旧金山的技术人道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该非营利组织成立于今年早些时候，汇集了一批知名人士，其中包括投资者罗杰·麦克纳梅（Roger McNamee）、 Lyft 总裁约翰·齐默（John Zimmer）和罗森斯坦（Rosenstein）。但其最著名的发言人是谷歌前“设计伦理学家”的执行董事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曾被《大西洋月刊》誉为“硅谷最接近良心的存在”。哈里斯花了数年时间试图说服业界认识到技术上瘾的危险。今年2月，eBay创始人、亿万富翁皮埃尔·奥米迪亚( Pierre Omidyar )发起了一项相关举措：科技与社会解决方案实验室，旨在“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行业对健康社会的贡献”。

随着人们对硅谷的怀疑日益增长，技术人道主义者正试图成为技术的忠实反对者。他们正在利用内部信息对科技行业进行诊断，找出了技术出错的地方，并给出了如何让它重回正轨的方法。 为此，他们得到了很多关注。随着人们对技术的强烈反对，为自己的罪过忏悔，对技术人员的吸引力也在增加。《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连线》和其他杂志也对技术人道中心进行了大肆宣传和赞扬。

但是，技术人道主义的影响，不能仅仅通过它所得到的积极的媒体报道来衡量。技术人道主义之所以重要，真正的原因在于一些业内最有权势的人开始说出它的话语了。Snap的首席执行官埃文·斯皮格尔( Evan Spiegel )警告说，社交媒体在鼓励人们为“盲目的争夺朋友或不值得分心的事”花费大量的时间。Twitter的老板杰克·多尔西( Jack Dorsey )最近宣称，他希望改善该平台的“会话健康”（conversational health）。

就连以鼓励他的工程师“快速行动，打破常规”而闻名的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似乎也开始转向技术人道主义。今年1月，他宣布Facebook有了一个新的优先事项：最大限度地增加人们“在平台上花得值的时间”，而不是总的花费时间。扎克伯格所说的“花得值”是指花在与“朋友”互动上的时间，而不是花在商业、品牌或媒体上的时间。他说，News Feed算法已经将这些“更有意义”的活动列为优先事项。

扎克伯格选择的词汇意义重大：在共同创建技术人道中心之前，哈里斯领导的倡导团体的名字就是“花得值”。4月，扎克伯格把这句话带到了国会山。当一位摄影师拍下扎克伯格在参议院作证时使用的笔记时，看到了在“福祉”（wellbeing）的标题下，Facebook对“花得值”进行了着重强调。

这种对“福祉”的关注，可能会让一些观察家感到欣慰。在多年忽视了他们的批评之后，行业领袖终于承认问题的存在了。技术人道主义者值得称赞，因为他们引起了人们对其中一个问题的关注——硅谷的操纵式设计决策。

但这些决策只是一个更大问题的症状：越来越影响我们个人、社会和公民生活的数字基础设施，由少数几位亿万富翁拥有和控制。因为忽视了权力的问题，技术人道主义的诊断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帮助这个行业逃避有意义的改革。 被扎克伯格这样的领导人所接受，技术人道主义很可能只会带来流于表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缓解人们对科技行业的一些愤怒，但它们不会解决这种愤怒的根源。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们将使硅谷变得更加强大。

二、

技术人道中心认为，技术必须与人“接轨”，而实现这一点的最佳途径是通过更好的设计。他们的网站上有一个版块，名为《前进的道路》。一张熟悉的进化图像展示了几个猿猴的轮廓，从他们的蹲伏中成长为一个人，然后他转身回顾自己的历史。

“在未来，我们将把今天看作是走向人性化设计的转折点，”标题中写道。针对“技术吸引注意力、侵蚀社会”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主张“人性化设计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该网站借鉴了硅谷长期流行的“设计思维”哲学的言论，解释道，人性化设计“首先要理解我们最脆弱的人类本能，这样我们才能有同理心地设计。”

技术人道主义的语言如此轻易地渗透到科技行业的上层，是有充分理由的：这种语言对硅谷来说并不陌生。相反，“以人为本”的技术长期以来一直是它的核心目标和力量源泉。史蒂夫·乔布斯( Steve Jobs )等企业家正是通过开发一种“人性化”的计算形式，将计算技术引入了数百万用户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的成功，把海湾地区的科技产业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发电站，并创造出了当今技术人道主义者哀叹的数字化世界。

故事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硅谷仍然只有少数几家电子公司，聚集在果园中。然后计算机以主机的形式出现了。这些机器又大又贵，而且很难使用。只有公司、大学和政府机构能够买得起，它们只用于专门的任务，如计算导弹轨迹或信用评分。

换句话说，计算是工业化的，而不是个人的，硅谷仍然依赖于少数的大型机构客户。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国防部开始削减采购，这种依赖所带来的危险变得明显起来。当时，美国国防部是最大的数字设备买家。不过，军事采购的下降，并不是围绕着计算机的唯一危机。

计算机也存在图像方面的问题。主机的不可访问性使它们很容易被妖魔化。在这些嗡嗡作响的数字机器中，许多观察者看到了一些不人道、甚至是邪恶的东西。对反战积极分子来说，计算机是战争机器的武器，在越南，战争机器杀死了数千人。对于社会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这样的高级评论员来说，计算机是一种悄悄蔓延的技术官僚政治的工具，威胁着个人自由。

但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系列实验帮助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这些实验产生了突破性的创新，如图形用户界面、鼠标和微处理器。计算机变得更小，更有用，更具互动性，减少了硅谷对少数大客户的依赖，同时也让数字技术变得更加友好。

领导这一转变的先驱们相信，他们正在使计算更人性化。他们深深地汲取了当时的反主流文化，并注重发展“人”的生活方式。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话说，他们希望他们的机器是“人的延伸”，释放“人的潜力”，而不是压制它。在这个由业余爱好者、黑客、嬉皮士和专业工程师组成的生态系统的中心，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他是反主流文化的著名企业家，Whole Earth Catalog的创始人。在1972年为《滚石》杂志撰写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布兰德呼吁建立一种新的计算模式，这种模式“为人类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机器服务”。

布兰德的信徒响应了这一号召，推动了技术创新，将计算机转变为我们今天所认可的形式。他们还提倡了一种新的计算机思维方式——不把计算机当作非人的机器板，而是作为释放“人类潜能”的工具。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是布兰德的粉丝，也是Whole Earth Catalog的读者，没有人对计算机的这种转变做出的贡献比他更大。 乔布斯实现了布兰德在全球范围内的愿景，在80年代中期推出了麦金塔(Macintosh)，开启了大众个人电脑时代，以及20年后开启了大众智能手机时代。 布兰德后来承认，乔布斯体现了Whole Earth Catalog的精神。 他搞清楚了供人类使用的工具的概念，”布兰德告诉乔布斯的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说。

建造这些“供人类使用的工具”对商业来说是很好的。个人化计算的爆发使硅谷进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从手机到平板电脑再到笔记本电脑，我们周围都是满足反主流文化对数字连接、交互性和自我表达的需求的设备。 你的 iPhone 只要有轻微的触摸就会有反应；你可以随时查看你所认识的任何人的照片，并且随时向他们发布任何你想要发布的东西。

简而言之，以人为本的计算工作，产生了技术人道主义者现在所认为的非人道的局面：在屏幕的荒野中，数字设备追逐着我们注意力的每一个瞬间。为了引导我们走出荒野，技术人道主义者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人道主义。他们相信我们可以用更好的设计来使技术服务于人性，而不是剥削和腐化它。但是这个想法来自于创造这个世界的传统。现在，技术人道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损害了我们。

三、

技术人道主义者说，他们希望把人与技术结合起来。但这是基于对人类和技术之间关系的误解：即幻想这两个实体可以永远分开存在。

很难想象没有技术，人类会怎样。人类的故事始于我们开始制造工具的时候。能人，我们（人类）属的第一个成员，留下了散布在非洲各地的锋利的石头。他们的后继者互相撞击石块，产生火花，从而燃起火焰。有了火，你可以煮肉和清理土地来种植；用灰烬可以使土壤更肥沃；有烟你就能发出信号。在闪烁的火光下，我们的祖先在洞穴墙壁上画动物。古代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神话般地回忆起这个时代称：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从诸神那里偷走了火，“创造了人类所有的艺术。”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人类和技术不仅纠缠在一起，而且还在不断地一起变化。这不仅仅是一个比喻。最近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手的进化，是为了操纵我们祖先使用的石器。进化科学家玛丽 · 马兹克（Mary Marzke）指出，我们为此目的开发了“一种独特的肌肉结构模式和关节表面形式与功能”。

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与我们制造的工具一起变化，引发了一种焦虑，即“我们”正在失去一些基本的品质。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担心新的媒介正在侵蚀人们。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中警告说，在蜡片上写作会使人们健忘。如果你能（在物体上）记下一些东西，你就不必（在大脑里）记住它。在中世纪后期，随着抄写手稿的文化被印刷书籍所取代，老师们警告说，学生们会变得粗心大意，因为他们不再需要抄写老师说的话。

然而，随着我们失去某些能力，我们也获得了新的能力。过去靠跟踪星星航行的人们，现在可以用计算机来操纵远方的集装箱船。你祖母的书法可能比你好，但你打字速度可能更快。

人性的本质是变化的。因此，它不能作为评估技术影响的稳定基础。然而，认为它不会改变的假设是有用的。把人性看作是静止的、纯粹的、本质的东西，会使提出这个假设的人拥有权力，可以声称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

不管有意无意，这就是技术人道主义者在谈论技术威胁人类本性时所做的事情：就好像从旧石器时代到iPhone面世，人性一直保持不变一样。把人类和技术分离开来，为一小部分人确定他们之间的正确结合扫清了道路。虽然技术人道主义者可能相信他们是为了共同利益而行动，但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是从上而下的精英。特里斯坦·哈里斯宣称:“我们在道德上有责任引导人们的思想。”

哈里斯和他的技术人道主义者也经常引用公共卫生领域的话语。技术人道中心的罗杰·麦克纳梅甚至把公共卫生称为“整个事情的根源”，哈里斯还把使用Snapchat和吸烟做了比较。公共卫生框架使技术人道主义者扮演家长式的角色。解决公共卫生危机需要公共卫生领域的专门知识。它还排除了民主辩论的可能性。你不会用投票表决如何治疗疾病——你会叫医生。

这种家长式的作风产生了关于技术人道主义的核心讽刺：他们用来描述用户的语言往往是非人的。“Facebook吸引你的蜥蜴大脑——里面基本上都是恐惧和愤怒，”麦克纳梅说。哈里斯回应了这种看法:“想象一下你有一条输入电缆，”他说。“你试图把它连接到一个人类的存在上。你是想把它塞进爬行动物的大脑，还是想把它塞进更具反思性的自我中？”

技术人道中心的网站提供了一些小建议，告诉你如何与智能手机建立一种更具反思性的关系:“灰度化”，方法是将屏幕设置为黑白色，关闭应用程序通知，并在卧室外为设备充电。它还宣布了两项主要倡议：一项是开展一场全国运动，提高人们对技术有害于青年人"数字健康和福祉"的认识；以及一个“危害分类账”——一个网站，它将汇集关于不同技术对健康影响的信息，以指导工程师开发“更健康”的产品。

这些举措可能有助于一些人减少智能手机的使用，这是一个合理的个人目标。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同意这个目标，也不需要任何不健康的东西。许多人依靠互联网寻求安慰和声援，特别是那些感到被边缘化的人。自闭症儿童在被人包围时可能会盯着屏幕看，因为这能让他容忍被人包围。对他来说，不断使用技术可能不是破坏性的，而是拯救生命。

将某些潜在的有益行为病态化为“病态”，并不是技术人道中心的提议的唯一问题。它们还局限于个人层面，旨在重新设计个人用户与技术的交互方式，而不是解决行业的结构性问题。技术人道主义未能解决技术反弹的根本原因是：少数公司掌握着我们的数字生活，并被盈利驱动。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和集体问题。但是，通过从健康和人性的角度构建问题，从设计的角度构建解决方案，技术人道主义者将问题私人化和去政治化。

这也许就是他们的方法对科技行业如此有吸引力的原因。没有理由怀疑技术人道主义者的良好意图，他们可能真的想解决助长技术反弹的问题。但他们正在把造成这些问题的公司当作宝贵的武器。技术人道主义不仅没有挑战硅谷，它为硅谷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平息公众的担忧，同时又不用放弃其巨大的财富和权力。通过将大众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愤怒引向对健康和人性的担忧，技术人道主义为Facebook等公司巨头提供了一种避免真正民主控制的途径。在危险时刻，这甚至可以帮助它们保护自己的利益。

四、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Facebook的一个版本，它包含了技术人道主义的原则，同时仍然能够盈利和保持强大的垄断。事实上，这些原则可以让Facebook通过开辟新的商业机会，从而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和强大。这似乎正是Facebook的计划。

当扎克伯格宣布Facebook将优先考虑“花得值的时间”而不是总时间时，就在几周前，Facebook公布了2017年第四季度的收益。这些报告显示，在平台上花费的总时间减少了约5 %，即每天约5000万小时。但是扎克伯格说，这是出于设计目的：特别是对News Feed的调整，把与“朋友”的“有意义”互动放在优先地位，而不是消费视频和新闻等“公共内容”。这将确保“Facebook不仅有趣，而且有益于人们的福祉”。

扎克伯格说，他预计这些变化将继续减少总的花费时间，但“你在Facebook上花费的时间将更有价值”。这可能会描述成用户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但也指Facebook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说:“从长远来看，即使花在Facebook上的时间减少了，如果人们在Facebook上花更多的时间，与他们关心的人建立关系，那么无论华尔街在短期内怎么看，这都会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社区，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企业。”

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还强调，这一转变将创造“更多的盈利机会”。怎么做？每个人都知道数据是Facebook的命脉，但并非所有数据都是平等的。Facebook最有价值的数据来源之一是用来提供一个称为“系数”（coefficient）的指标。这衡量了两个用户之间的联系强度——扎克伯格曾经称之为“每个关系的索引”。Facebook记录你与其他用户的每一次互动——从给朋友的帖子点赞或查看他们的个人资料，到给他们发信息。这些活动让Facebook感觉到你和另一个人有多亲密，不同的活动的权重也不同。例如，消息传递被认为是最强的信号。我们有理由认为，与你曾经喜欢的人相比，你和与你交换信息的人更亲近。

系数为什么这么有价值？因为Facebook用它创建了一个他们认为你喜欢的Facebook :它指导算法决定你看到的内容和你看到的内容的顺序。它也有助于改善广告定位的准确性，向你展示那些你经常与之交流的朋友喜欢的广告。广告商可以把目标对准已经喜欢某个产品的用户的最亲密的朋友，前提是他们的亲密朋友倾向于喜欢相同的东西。

因此，当扎克伯格谈到想要增加“有意义的”互动和建立关系时，他并不是屈服于压力，去更好地照顾他的用户。更确切地说，强调花得值的时间，意味着创建一个优先考虑个人互动的数据丰富的 Facebook。与其花很多时间做Facebook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比如看病毒视频，你可以少花一点时间，但要花在Facebook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上。

换句话说，“花得值”意味着Facebook可以更有效地赚钱。 它可以优先考虑数据提取的强度而不是它的广泛性。这是一个明智的商业举动，伪装成对批评者的让步。转向采用这种模式，不仅回避了人们对技术上瘾的担忧，而且也承认Facebook目前增长模式的某些基本限制。一天只有这么多小时。Facebook不能把总时间放在优先位置，它必须从更少的时间中获取更多的价值。

在许多方面，这一过程使人想起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在19世纪，英国的工厂主发现，他们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赚取这么多的钱。在某个时候，工人会因疲惫而死，或者他们会反抗，或者他们会迫使议会通过限制他们工作时间的法律。因此，工厂主们必须想办法让工人的时间更有价值——从每一刻中提取更多的钱，而不是增加更多的时间。他们通过提高工业生产效率来做到这一点：开发新的技术和工艺，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价值，并使这一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持久。

Facebook今天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他们必须让用户的注意力更有价值，技术人道主义的话语和概念可以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它似乎在发挥作用。尽管据报道，Facebook的总时间有所减少，但Facebook最近宣布2018年第一季度的巨额盈利为119.7亿美元，超过华尔街估计近6亿美元。

五、

今天的技术人道主义者的思想来自硅谷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他们相信技术和人性是截然不同的，但可以协调。这种信念指引着几代人建造了“人性化”的机器，成为这个行业巨大力量的基础。如今，它可能为硅谷提供一种保护这一权力免受公众日益强烈反对的方法——甚至通过发掘新的盈利机会来深化这一权力。

幸运的是，还有另一种思考如何与技术共存的方式——这种方式既符合我们人类的历史，又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民主的未来。这一传统不是抽象地处理“人性”，而是作为独特的人类处理，其能力由他们使用的工具决定。引用生物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的话说，它把我们看作是动物和机器的混合体——是“半机器人”。

说我们都是半机器人，并不是说所有的技术对我们都有好处，也不是说我们应该接受每一项新发明。但这确实表明，与技术相处得好，不可能是让技术变得更“人性化”的问题。这个目标不仅仅是不可能的，也是危险的，因为它把我们置于告诉我们如何做人的专家的支配之下。它将我们技术未来的控制权交给那些相信他们知道什么对我们最有利的人，因为他们了解我们物种的基本真理。

相比之下，半机器人的思维方式告诉我们，我们的物种本质上是技术型的。我们随着工具的改变而改变。但是，尽管我们与机器的持续协同进化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展开方式并非如此。而是由谁拥有和运行这些机器来决定。这是一个权力问题。

如今，这种权力由公司掌握，公司拥有我们的技术并以盈利为目的来运营它。引发技术反弹的各种丑闻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监控、假消息和亚马逊仓库糟糕的工作条件都是有利可图的。如果不是，它们就不会存在。它们是一个将少数人的财富置于多数人的需要和愿望之上的制度造成的严重民主赤字的症状。

还有一个选择。如果说技术是人的特征，那么塑造我们如何使用技术生活的能力应该是一项基本人权。对我们技术生活影响最大的决定太重要了，不能留给马克·扎克伯格、富有的投资者或少数“人性化设计师”去做。它们应该由每个人一起制作。

因此，我们不应该试图使技术人性化，而应该努力使其民主化。我们应该要求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决定我们如何使用技术，而不是由一小部分攫取社会财富的人来决定。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首先，它需要限制和侵蚀硅谷的权力。反托拉斯法和税收政策提供了有用的方法来收回大型科技公司在共同资源上积累的财富。毕竟，没有数十亿美元的公共资金，硅谷就不会存在，更不用说我们都免费提供的大量信息了。Facebook的市值为5000亿美元，拥有22亿用户——计算一下你花在Facebook上的时间到底值多少钱。你可以把同样的逻辑应用到谷歌。别无选择：无论你是否拥有它们的帐户，两个平台都会在网上跟踪你。

除了对科技公司征税和缩小它们的规模之外，民主政府还应制定有关这些公司的行为的规则——例如，限制它们收集和使用我们个人数据的规则，比如本月晚些时候在欧盟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但仅仅加强对硅谷的监管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将我们的数字基础设施的所有权从私人公司手中夺走。

这意味着开发公开和合作拥有的替代方案，使工人、用户和公民能够确定它的运行方式。这些民主的数字结构可以专注于满足个人和社会需求，而不是为投资者积累利润。一个鼓舞人心的例子是市政宽带：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的一个成功实验表明，公共拥有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能够以比私人公司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务。其他数字民主模式可能包括工人拥有的Uber、用户拥有的Facebook或巴塞罗那正在开发的社会拥有的“智能城市”。或者，我们可能要求科技公司支付提取数据的特权，以便我们能够集体从我们共同创建的资源中受益。

我们需要更多的试验，但民主应该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因为它利害攸关。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思考过技术工业所产生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技术方面的反弹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而且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次出现。

旧的技术乌托邦主义正在崩溃。什么将取代它？硅谷表示，它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履行这一承诺可能需要一种新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