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城市间“军备竞赛”上演了，武器不再是基建和招商，主角也不只是“北上广深”，谁都有信心分一杯羹，拐点要来了吗?

　　雷军在业内被称为“劳模”，在金山打拼的时候每天工作16个小时，创立小米后依然每天12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到七天。2017年4月7日周五，雷军忙完一天工作，坐最晚班机飞赴武汉，参加第二天上午武汉市政府组织的一场活动。让雷军意外的是，竟然有一群人比他还拼。

　　“还没到武汉，五个区委书记就已经和我取得联系。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凌晨一两点的航班到达，在机场接我的是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多年的商海生涯，雷军显然不是和政府打交道的新手，但这样的阵仗还第一次见识。翌日活动主题也别开生面——武汉市招才局成立大会，不是钱财的财，是人才的才。祖籍湖北仙桃、武汉大学杰出校友雷军被聘为首批招才顾问。

　　顾问这个头衔听上去有些虚，但负责的工作是实打实的：借助超强个人IP，推荐优秀的人才回到武汉、选择武汉发展。雷军在随后四个月里先后率领小米、金山、顺为团队赶赴武汉，前后一共七趟，敲定小米武汉总部落户有“中国光谷”之称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东湖新区)，并称未来几年会在武汉投资超过200亿人民币。

　　不管是行业大佬积极回乡建设，还是招才局在传统组织架构中横空出世，这些都只是武汉整个招才引智大战略中的战术。从去年开始，武汉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才争夺战，目标锁定在大学生、行业领军人才和海外精英。不只是武汉，几乎同时开启抢人模式的还包括成都、南京、苏州、杭州、西安、青岛等地，开出的价码包括但不限于零门槛落户、购房租房优惠、各类补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句十多年前风行一时的电影台词在今天有了更真实的写照。然而，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这些城市?人才的流向会不会发生变化?如何评价可能出现的变化?真正雇佣人才的企业在其中又扮演怎样的角色?

　　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走访了主导这轮人才争夺的各地政府、观察这一议题的专家学者、身处其中的企业以及一个个可能因此重新考虑职业规划的年轻人。不同的立场带来截然不同的观点，因此也让这场大战有了不同视角的看点。

　　进击的“新一线城市”

　　城市排名总是一个抓人眼球的话题，随着近年深圳的强势崛起，老牌一线城市“北上广”扩容为“北上广深”，甚至进一步提炼为“北上深”(2017年深圳市GDP突破2.2万亿元，一举超越香港和广州)。一线之外，同样热闹——“新一线城市”、1.5线城市、强二线城市，林林总总，名目繁多，暂且引用上个月刚刚出炉的“2017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榜单根据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未来可塑性这五大指数进行加权排名(图1)。其他各类榜单也大同小异，呼声比较高的“新一线城市”以成都、杭州、武汉、重庆、南京、天津、苏州为主，其中天津和重庆是直辖市，杭州、苏州、南京又都受惠于长三角地区的辐射效应，成都和武汉这两大内陆城市的崛起尤其值得关注。

　　榜单排名更多是舆论关注的投射，真正让这些城市有机会晋级的，是逐渐形成合力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往小里说，是以“北上广深”为首的一线城市在高速发展中有些走形，首当其冲的是房价，不管用房价收入比、租售比还是其他通用的衡量指标，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相当部分城市人口的承受能力，尤其对于那些刚毕业或者工作了几年考虑定居的外地年轻人来说，收入的增速远远落后于房价。高房价带来的阵痛传导到了企业，任正非就抱怨深圳这几年房价太高，直接推高了雇员成本。2016年华为累计净迁出深圳人数超过一万人。58集团CEO姚劲波去年底首次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北京两会，姚劲波说北京的现实状况是，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奋斗，但在30岁到40岁的黄金年龄段选择离开北京、回归二线城市，子女就学、住房需求是导致这些黄金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

　　除了房价这座大山，不开放的户籍制度变得更加严格。从2014年起，落户北京的“进京指标”逐步趋紧。2015年北京市对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引进指标不超过9000人，2016年只减不增，2017年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实施“总量封顶”，在近年来每年控制在1万名以内的引进名额基础上继续大幅缩减。上海也在严控人口，自2015年起，上海的流入人口持续转负。国务院刚刚批复的上海市总体规划显示，到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将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而上海早在2013年就已突破这一数字。广州同样也在控制城市规模，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以内……

　　外部因素，往大里说，则是整个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转型升级，过去靠投资拉动的模式见效越来越差，以消费、服务、技术升级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产业占比在GDP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图2)，参照国际经验，这一比例还将继续提升。

　　这意味着，支撑第三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将成为稀缺资源，第一、第二产业所需的核心要素以土地、资源、密集而廉价的劳动力为主，今天的中国已从短缺经济走向过剩经济，人口红利也自2012年起开始衰退，更高的产品附加值、更先进的技术、更广阔高效的服务网络和服务能力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与时下热议的消费升级、高端制造、“互联网+”一脉相承，而这一切背后的胜负手就是人才。未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很大程度比拼的就是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

　　这显然不是专属于一线城市的机会或挑战，所有即将或正在经历第三产业大发展的城市，都将面临对人才需求的重新梳理和再定位。一线城市因为政策、地缘、历史等因素先行一步，人才高地已初步建成，这批“新一线城市”也洞察到了瓶颈与机遇。

　　引入人才的突破口在哪儿?大方针是留住应届大学生保存量，吸引新兴产业人才创增量。但相比创造增量，守卫存量是“新一线城市”的当务之急。以武汉为例，这座城市坐拥87所高校、130万名在校大学生，以单个城市的大学生数量看，在全国数一数二，然而武汉市人社局的统计显示，2007年有55.3%的武汉高校毕业生留汉工作，此后五年，这一比例跌破50%。2011年，仅有不足30%的“211”院校毕业生选择在武汉就业。

　　“原来把大学生当成孩子在看，没有当成人才。现在看，觉得大学生是武汉的一个富矿。”武汉招才局的一位干部此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称。如此的心态变化不只发生在武汉，成都、南京、杭州等地也不约而同地把突破口锁定在大学毕业生和各类产业人才(图3)。

　　一线城市提供不了的，可以在“新一线城市”一步到位。但是，有了户口、房子、补贴，就能留住人才吗?这是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在思考的问题，他提出了三点意见：

　　第一，不管政府怎么给政策，最后留住人才的都是当地有吸引力的企业，政府不能只顾着抢人而忽视寻找并发展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第二，如IT、金融等行业天生适宜集中发展，如果对于类似的热门行业，各地政府都去抢人，由此造成的离散发展或许不利于把蛋糕做大;

　　第三，政府用公共资源补贴大学毕业生——未来潜在的高收入人群，是否有违公平?

　　对此，多年负责成都高新区人才工作的王磊有他的看法：

　　第一，以成都高新区为例，人才工作早在2000年就已展开，当时就被提到了和产业发展同样重要的位置，工作一直在做，只是近一年受到的关注较多。就工作成果而言，成都地区的人才流动在过去10年完成了一个彻底反转——10年前，60%~80%的成都高校毕业生离开四川、选择到沿海地区发展，今天60%~80%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川渝地区;

　　第二，政府当然要沿着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同样以高新区为例，从2007年开始，成都的产业定位从以软件服务外包为主的电子信息产业，逐渐发展到以生物医药作为第二主导产业，今天则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经济为三大主导产业。至于发展某一新兴产业是否不利于把蛋糕做大，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上看，其行为一样是市场化导向，不可能不发展新经济;

　　第三，关于补贴。首先它是过渡阶段的一种政策行为，因各地对人才的需求而异，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它对人才的渴求程度一定更高，但人才流动最终一定是市场化的，随着发展程度的提高，补贴肯定会在某个阶段终止;其次，对于大学毕业生这批潜在高收入人群的补贴并不是有违公平，而是促进公平，因为过去政府一直做的是就业托底，低收入人群、就业困难户甚至包括本地的科研院所人才，他们是公共资源投入的大头，针对大学毕业生和外来人才的资源投入近年才逐渐增加。

　　在王磊看来，户口、房子、补贴只是人才工作的一小部分，因为曝光度高，所以备受关注。就成都高新区而言，整个人才工作是围绕建立一个完整的人才发展生态体系展开的。整个生态体系分为三个生态圈，分别侧重在以就业为主的个人发展(职业测评、薪酬管理、教育培训等)、关注人才在创业各阶段所在的企业发展(创业启动资金、天使投资、税收优惠、高管补贴等)以及人才在生活居住方面的后勤保障(户口、租房等)。

　　武汉东湖新区在人才工作上同样采取了分层分类的思路，管委会人才办主任曾玉梅介绍东湖新区将人才按金字塔结构划分，针对不同层级的人才制定差异化政策。辖内企业也按核心人才所处阶段分为种子型和存续型，前者侧重在创业阶段的政策支持，后者则主要协助企业在创新和研发上的投入和积累。

　　“搭平台、定政策”是大多数“新一线城市”及辖内新区给自己的定位，大方向也都集中在市场化和国际化，不少“新一线城市”已经将吸引人才的触角延伸到了海外，城市未来的发展目标不再止步于省际或者区域中心。虽然还没像几大一线城市那样大张旗鼓地喊出要打造全国乃至国际创新高地，但暗藏的雄心并不小。

　　主导者如此卖力，人才又会怎样回应?

　　人才去哪儿

　　如果关注微观，很难看出人才流向的趋势。有人因为一线城市房价过高决意回乡发展，也有人因为无可替代的工作机会、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父母的医疗或是子女的教育而坚守一线城市。有人看到了正在崛起的“新一线城市”，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也有人驻足观望，觉得让人心动的工作机会还是太少、创新创业氛围不够浓烈……

　　但如果从相对宏观的视角去观察这几年的人才流向，的确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新趋势。智联招聘此前发布的2017年大学生求职指南显示，一线及“新一线城市”是去年应届毕业生选择的主要就业地。签约在一线城市的比例最高，达到33.5%，“新一线城市”与一线城市基本持平，为33.1%。但从求职意愿看，“新一线城市”已经超越一线城市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就业区域。2017年应届毕业生中希望到“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达到37.5%，高于希望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29.9%)，同时愿意在二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也达到21.3%(图4)。此次问卷调研最终收回的有效样本达到9.32万份，有一定代表性。

　　纵向比较，数据显示2017年，32.8%的高校毕业生选择到“北上广深”工作，2016年这个比例为36%，在2013年则为51%。

　　再看具体大学的情况。北大应届毕业生在过去三年的就业地点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第一，留在北京的比例从2015年的48.89%回落至2017年的41.68%，选择上海的比例也从8.70%下滑至2.77%，唯一贡献流入增量的一线区域是广东省，比例从16.17%提升至22.10%;第二，浙江、四川、湖北等省份对北大毕业生的吸引力开始凸显。在2015年，浙江省还只是被归为“其他东部地区”，四川和湖北被归为“东北、西部和中部地区”，去年发布的北大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已将这几个省份单独列出，选择浙江的学生比例在去年达到了4.58%，四川省也在去年吸引了4.09%的北大学生，均超过上海;第三，在选择四川和湖北两省的北大学生中，近80%选择了成都，近98%选择了武汉。

　　内陆大学的毕业生就业地也在发生变化。在武汉，武汉大学过去三年的本科毕业生选择留在湖北的比例维持在25%以上，这一比例在华中科技大学已突破30%。成都的情况则更明显，电子科技大学过去三年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四川的比例已达40%，这一比例在去年四川大学的毕业生已达47%。

　　“新一线城市”也逐渐成为海归创业的首选地，《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热门创业地中居前五位的依次是北京(24.3%)、上海(8.1%)、成都(6.6%)、广州(5.9%)和武汉(4.4%)，这五座城市几乎吸引了半数创业海归。

　　移动招聘平台BOSS直聘最新发布的报告则勾勒出了在新经济领域的在职人才流动变化。近两年，一线城市人才持续维持净流失状态， 2017年，“北上广深”互联网人才流失率达到0.38%，较2016年增加0.2个百分点。而二线城市在2017年的人才净流入率达到0.45%，杭州、成都、武汉人才吸引力最高(图5)。

　　当政府和人才都在两端活跃时，真正把两者串起来的连接器——企业又在想什么?

　　企业的算盘

　　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的海归博士王暾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决定回川创业，方向是地震预警，刚回来的时候既没资金也没技术，但王暾符合成都高新区的引进人才标准，20万元的启动资金很快到账。不过直到2011年，王暾和团队还没打磨出产品原型，每个月两三万元的工资很快发不出来了。关键时刻，高新区又配套了20万元，这才度过危机。今天，王暾创建的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已形成了世界领先的地震预警成果，系统平均响应时间、盲区半径、震级偏差等关键核心技术均优于日本，使中国成为继日本、墨西哥之后第三个具有地震预警能力的国家。王暾说，他可能再也找不比成都高新区更适合创业的地方了。

　　王暾的案例既典型也不典型，典型之处在于，这样的创业项目如果没有成都高新区的连续支持，很可能走不到最后。不典型之处在于，创业本身是高风险事业，成功是小概率事件，对于辖区所有初创公司，指望通过政府的不断资助最后脱颖而出并不现实。

　　政府在不断释放人才和产业政策上的利好，无形中抬高了企业的预期，一旦预期抬得过高，就很容易和现实形成反差。位于武汉东湖新区的康圣环球是一家专注区域市场的高端医学特检集团，企业已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公司并不担心人才招募，因为武汉的人才储备足够丰富，关心的反倒是入职员工的安置问题，核心痛点是园区人才公寓的配套数量不够。政府显然已经制定并落实了相关优惠政策，但实际情况是企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政策的兑现力度。

　　更多企业最关注的还是人才问题。同样位于东湖新区的飔拓是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初创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姜琦认为，飔拓不管是在校园招聘还是社会招聘都面临挑战。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在过去一年已经成为“风口”，一些核心岗位甚至开出了超过20万元的月薪，对于总部在武汉的飔拓来说，吸引武汉高校应届生就已经意味着要和BAT们直接竞争，而今天的大学生都非常现实，争夺有一定经验的人才则难度更大。姜琦说，飔拓现阶段的策略倾向于招募那些有本土情结、在事业上碰到瓶颈的人才。

　　陈文勇在一年前离开深圳，从腾讯加盟斗鱼，担任人力资源总监。本土情结是湖北人陈文勇最终选择斗鱼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他说，如果放在两年前，自己再有本土情结也很难在武汉找到心仪的互联网公司。斗鱼如今已经是武汉光谷的一张名片，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直播企业率先在行业厮杀中走到D轮，估值已达150亿元。但即便对于已经能开出跟BAT不相上下薪资的斗鱼来说，人才问题依然严峻。地域及与之配套的产业生态对互联网公司从业人员的思维模式影响很大，冲着直播和“独角兽”慕名而来的大批新鲜血液要在斗鱼迅速完成业务能力、管理能力和思考能力的全面升级。斗鱼的“烦恼”还在于，作为当地人才储备领先的新兴企业，无论是本地的创业公司，还是在武汉建立分部的成熟互联网企业，都盯着从斗鱼挖人。

　　处于不同行业、不同阶段的企业在招人留人上碰到的问题差异很大，这种差异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所在城市的区别。虽然企业总体上对政府此番行动表示欢迎和肯定，但同样也保持了相对理性的态度。说到底，人才最终的需求方是企业，最该操心的还是企业自己。

　　保持乐观的正确姿势

　　这场由“新一线城市”打头阵的人才争夺战最终走向何处，不得而知。但我们更愿意持积极态度。如前文所述，新兴产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新一线城市”们显然找到了路径。

　　但保持乐观并不等于盲目或冒进。

　　首先，这场或明或暗的抢人大战未来还会被更广泛地讨论，也会有很多质疑和批评。“新一线城市”和一线城市之间、城市和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共识会有，但矛盾同样不少。

　　其次，今天的“新一线城市”和一线城市之间的差距仍相当明显。一些指标在数量上或许有了明显提升，但在质量和影响力上依然不在一个级别。顶尖学府的顶尖毕业生的首选一定还是海外或“北上广深”，一如在职的顶尖人才今天除了一线城市外，可选项并不多。这也反映了一个城市或地区的企业实力，以去年A股IPO家数区域分布来看(图6)，北京、长三角、珠三角依然遥遥领先，成都只有四家，武汉仅有一家。

　　差距同样意味着机会，但不管是等待机会还是抓住机会，又都需要时间。“新一线城市”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推动产业聚集，而政府一样有KPI，主政领导也会调离或换届，当发展诉求和短期因素产生矛盾时，是否有耐心继续培育?企业的成长更需要时间，今天叫得出名的民企巨头，大多数都经营了10年以上，不少都已超过20年，“新一线城市”有一大批飞速成长同时也被寄予厚望的新兴企业，它们是不是能同样耐得住寂寞?如果大家都能熬得住，人才早晚会涌来。

　　好消息也需要时间。正如陈文勇和他面试的武汉高校应届生们：过去只有一个选择，先去大城市闯闯，转身一看回不去了。今天他们依然信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只是一回头，风景开始不同。